为了更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，不妨先将逻辑放置一边，并假设在中国开展两融就应该从证券来源的角度考虑，但深入分析后，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“无必要性”观点的错误。

　　“也谈”作者将用于融券贷款的证券来源分为三类，第一类是券商为融券而专门购买的证券，他认为这类融券不可能用权证去对冲的理由有两个：一是成本问题，即券商购买这部分证券的融资成本本来就很高，再加上对冲成本，这不仅是券商承受不了的，也是融券人不能接受的。这个理由充分反映出对项目价值理论的忽视，上世纪50年代，著名金融学家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就曾论述了“不是成本决定项目，而是项目决定成本”的观点。打个比方，医生为病人做手术，实施方案中必须包含备选方案（风险对冲方案），以备术中意外事故发生，否则是不能下刀的，这个时候，你不要对我说备选方案成本是多少，病人能不能承担起，没有备选方案的手术等于拿病人生命开玩笑，是不能实施的。

　　“也谈”的另一个理由是技术问题，说全对冲只能是理论说法，实际做不到，因为券商不可能根据市场的随时变化来调整仓位。我想要反问一句：券商们都干什么了？早在马克维茨1952年提出资产组合理论时，美国的机构投资者们就开始开发能够实现最优组合的计算机软件，要知道那时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在今天看来是无法忍受的慢，但机构仍然对此不懈追求。上世纪80年代，韦斯特法戈银行在证券投资领域的巨大成功，就是建立在对计算机程序和经典理论不断结合的基础之上的。如果我们的券商现在还要说调整仓位——这样一个现在华尔街投资者司空见惯的手段——“无法做到”，究竟是市场的错，还是券商的错呢？也许这说的是事实，但市场本身不会因为所谓的现实而改变其自有规律。